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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务研究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务研究

郴州长安网  来源: 安仁县人民检察院  2014-11-05 【 】【 打印

  [摘要本文从社区矫正的概念入手,详细深入的阐明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方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构建和完善从执法理念、立法和监督手段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监督 检察机关 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国家,各国在行刑社会化的理念指引下,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矫正制度。美国、加拿大在主张公从安全为上的原则下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罪犯进行矫正以促进其回归社会,英国则更注重将社区矫正作为一刑罚来强制执行,日本则强调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注意对罪犯权利的救济。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在全国试行,20112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入法,明确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社区矫正为法定的刑罚执行方式。2012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是一部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重要规范性文件。20121218日,为落实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出台了《湖南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201311日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它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社区矫正从试点到正式入法,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规定的框架下,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责,应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不少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一、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试点到全面实施只有10年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上、体制上、机制上存在诸多问题,有待于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很有必要。

  (一)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社区矫正是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促其回归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对于保障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201111月下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检察机关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检察监督,保障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工作依法、顺利进行,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求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同时又要求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太的罪犯从宽处理,以有效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刑事政策追求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三者的有机统一,以有效修复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使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和平衡。社会矫正作为宽严相济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人性化的、有效的、比较经济的罪犯处遇制度,通过对从宽处理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能尽力地从实现立法愿意、保证法律实施的角度确保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需要。由于社区矫正是采用非监禁方式执行刑罚,对已被法院判决要执行刑罚的罪犯来讲,能适用社区矫正是最理想的服刑方式,尤其是对那些本应受到监禁的罪犯则会有更大的诱惑力,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罪犯及其家属、亲友等会想方设法甚至不惜采取不正当手段来获取社区矫正的机会。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进行约束,则易滋生腐败。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权力没有受到限制,必将导致腐败”。所以,加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包括对罪犯矫正对象的确定、交付等环节,加强对法院、监狱、司法和公安等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全程监督,有助于挤压权力寻租的空间,极大地减少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腐败现象,有利于促进公正廉洁,提升执法公信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实现社区矫正立法目的的需要。社区矫正不但具有惩罚犯罪的刑罚功能,而且具有修复被损社会关系促进罪犯回归社会的社会功能。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了社会调查评估、交付与接收、报到、外出请销假、迁居、日常监管、教育学习、考核奖惩等对罪犯进行限制的规定。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就是对矫正工作主体贯彻落实相关矫正规定的监督,促使矫正工作主体依法、积极、主动、全面、正确履行职责,在保证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的同时,教育改造罪犯,杜绝矫正对象脱管、漏管和失控问题,促使罪犯融入社会大家庭,着力实现社区矫正立法目的。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方法

  从上级规划层面来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依据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该《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至于如何开展监督,《办法》第五条规定交付执行时的文书抄送,第十二条进入禁止令的场所的告知,第十四条居住地变更后文书的抄送,第二十五条撤销缓刑、假释建议书抄送,第二十六条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建议书抄送,第二十八条减刑建议书抄送,第三十条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抄送,第三十一条社区矫正人员死亡的通报,第三十七条对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法的提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书,第三十九条对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贯彻《办法》,相继出社区矫正实施细则。20121218日,湖南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下发《湖南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在入矫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入矫时法律文书的抄送、罪犯的监管、变更居住地、进入特定场所、脱管、减刑、撤销缓刑和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解除矫正、矫正人员死亡等情况的通报和文书的抄送和矫正违法行为的纠正和查处等进一步进行细化。

  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践层面来看,按照上级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要求,各基层检察院基本上是一年两次的集中检察,主要任务是纠防脱管、漏管和又犯罪。在检查前,政法各家对社区矫正人员底数进行清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检查中,与社区矫正对象见面,并就工作要求作强调,重点查阅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包括是否签订社区矫正责任书、每个月是否有思想汇报、走访记录和劳动考核情况,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疾病治疗资料等,对工作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规范化层面来看,各基层院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年度召开两次政法委、公、检、法、司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年度进行两次集中检查;检查前政法各家相互对台帐,做到底数清;检查中注重书面检查和见人检查(身份核查);对违法活动提出纠正意见,登记监外执行检察情况监督表和上报月(季、年度报表)。有的地方参考驻所检察的模式,结合当地实际,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进行规范,如宁夏银川市检察院在县区院全面推行社区矫正检察“一二三七”制度规范。一个流程:银川市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流程;两个细则:银川市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细则和社区矫正检察工作考核细则;三项职责: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办公室工作职责、办公室主任职责、办公室工作人员职责;七个工作表:社区矫正检察情况登记表,与社区矫正人员谈话登记表,社区矫正人员减刑情况登记表,严重违法情况登记表,检察纠正违法情况登记表,控告、举报、申诉登记表和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情况月报表。[]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现实背景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从立法设计到司法运作都作了积极探索实践,监督效果也日益显现。2013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形42873件次,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16708人,[]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但纵观现实与未来发展,制约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有效开展的因素不容忽视,主要有:

  (一)检察人员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认识的不清不楚。

  1、执法理念上的模糊。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重配合、轻制约,有时有意或无意扮演参与者的角色,时常分不清是监督者还是监管者,对矫正人员在社区中的正常生活中或过于干预或处于放任不管状态,忽视把工作重点放在监督执行机关执法活动是否存在违法上。

  2、立法原意上的误读。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具有两面性,相比于监禁刑,更有利于教育罪犯,改造罪犯,但仍具有刑罚的必要惩罚功能。在实践中,部分检察人员对社区矫正立法上的两面性缺乏全面而正确的认识。一方面,重惩罚轻教育。社区矫正是对社区服刑罪犯进行的开放式行刑矫治方式,对传统的监禁刑而言,更加关注罪犯的合法权益,更具人性化。部分检察人员仍旧存在重刑主义思想,对社区矫正心理上比较难以接受,行动上仍注重以监禁刑的标准要求矫正人员;另一方面重教育轻惩罚。由于社区矫正人员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不太,或认罪悔罪,没有再犯罪风险,便认为对社区矫正人员应以教育为主,对在矫正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不宜再予以惩罚,对矫正人员的恶习放任不管。正是由于对矫正立法原意的误读,使得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出现问题,监督主动性欠缺,执法尺度宽严不一,监督效果太打折扣。

  3、重点监督上的缺失。部分检察人员对社区矫正中一些敏感问题和事件未加强监督。一些地方出现社区矫正人员参与集体到省甚至到京上访,检察人员不是敏锐地从中查找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请销假坚持不严、日常思想汇报是否抓实、经常性走访是否落实等问题,而是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只要在点名的时候在场,能按时参加劳动,不再犯罪就行了。宣告缓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减刑问题,部分检察院对缓刑犯减刑的呈报、裁定不审查、不提意见,使缓刑犯的减刑失之于宽,甚至出现伪造立功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有的社区矫正人员抢劫杀人,严重侵害了他人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当地检察院不敏感,没有把查究事件背后的玩忽职守纳入视线。对这些重点事件监督上的缺失,严重损害了检察执法公信力。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立法上的先天不足

  2003年社区矫正工作试点,20115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31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被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从法律层面正式将社区矫正明确为一种刑罚执行活动。但相对于西方国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上、相关配套法规和工作机制上均存在先天不足。

  1、社区矫正法律欠缺。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一个条文,至于如何实施社区矫正,则没有明确的单行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和规范,致使在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没有“有法可依”,工作效果不尽人意。虽然201231日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是一部个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重要规范性文件,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具备法律的属性,只能说是一个执行社区矫正的政策性文件。为落实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检、法、司联合相继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它也是一个政策性文件,而不是地方性法律法规。这些政策性文件,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便与实践需求仍存在较在差距,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2、检察监督规定不具体。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也规定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活动,自然而然纳入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之内,但检察机关怎么对社区矫正实施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和其它法律法规均未见明确规定,导致在监督实践中不敢监督,不善于监督,监督效果差。

  3、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配套。对现成的比较成熟的规定,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4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者人民法院禁止令的,依法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提请同级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社区矫正规定的处罚条款。

  4、相关工作机制上的缺失。《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服务的时间不少于八小时”。这里仅规定了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的时间下限,却没有规定上限,为实践中延长矫正人员的服务时间,侵害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留了隐患,而检察机关对此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对下落不明的社区矫正人员的收监问题,《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没有规定,2009625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第16项规定“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后,执行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收监执行。被撤销缓刑、假释并决定收监执行的罪犯下落不明的,公安机关可以按照有关程序上网追逃。”但据了解,公安机关上网追逃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刑事拘留证或逮捕证,如果罪犯是有漏罪或重新犯罪,公安机关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上网追逃没有问题;问题是矫正人员违反社区矫正规定而被撤销缓刑或假释的罪犯,人民法院一般情况下只有撤销缓刑或假释的裁定书、罪犯收监执行决定书和交付执行通知书,则不能满足公安机关上网追逃的条件,对此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能为力。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手段缺乏刚性

  在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实践中,根据法律和内部文件规定,对于交付执行、日常矫正管理、刑罚变更执行、终止执行等,都属于事后监督,检察机关审查的对象仅仅是法院的裁判文书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报备文书,是书面审查,无法进行有效的实质审查。在目前进行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基本上是一年两次的联合司法行政机关的检查,检察手段是书面审查(包括查阅社区矫正执行档案、社区矫正责任书、社区矫正宣告书、罪犯的思想汇报、报到情况、请销假手续、考核计分、奖惩情况等)、与有关人员谈话、个别走访等。这种监督模式不仅造成了监督效果不理想、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而且因现行法律没规定检察院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采取什么手段和形式,发现执法不当或违法提出纠正意见,相关机关不理睬,检察机关怎么办等监督立法的重大结构性缺陷,使得检察监督手段不足、监督力度不够,处境比较尴尬。《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在检察监督实践中,发现执法不当或违法情形时,向相关机关发出口头纠正意见、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书,但相关机关不纠正或不整改,检察机关却没有相应的处置权以追究相关单位或人员的责任,既影响了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又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权威。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保障的机制乏力

  1、法律监督机构设置不健全。20105月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办公室,11月成立司法部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试点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社区矫正办公室或社区矫正处,市(区)县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处(科),司法所承担实际管理工作。[]截至2013年底,全国92%的地(市、州)司法局和88%的县(市、区)司法局单独设立社区矫正管理机构。[]与此相比,检察监督机构的设置明显不足。据了解,目前仅少数检察机关设置了专门监督机构,如武汉新洲区人民检察院设立了驻司法局“社区矫正检察室”等,全国大部分检察机关由原来的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社区矫正检察职能。由于长期以来监所检察部门主要承担看守所检察任务,社区矫正检察只是其诸多工作任务中的一项,往往得不到检察机关领导应有的重视,也拿不出相应的时间和精力开展工作,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面临着体制瓶颈的制约。

  2、人员配备严重不足。2011年社区矫正工作正式入法后,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也应当积极跟进。但具体执行法律监督任务的基层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却面临着人员不足的窘状,相当多的基层检察院监所检察人员仅1人或2人,一方面要承担派驻(看守所)检察工作,另一方面要担负起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责。在人员分配上,一般以派驻检察优先,社区矫正工作往往由1人兼任,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除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外,还要进行一年两次的定期检察,需要对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及乡镇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检察,量大、面广、任务重,监所检察部门实际上难以有效承担社区矫正检察任务;而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下,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已成为刑罚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社区矫正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也必将日益突出,就目前的监所检察部门人员状况来说,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职能已明显不适用。

  3、专业化水平有差距。在目前的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模式下,派驻(看守所)检察监督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侧重点、监督方式、监督手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而且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起步晚,检察人员相关的法律知识、专业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由现有的监所检察部门人员兼任社区矫正检察职能会导致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构建与完善

  (一)执法理念上,明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者角色。

  理念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着行动的定位与走向。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应当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应从立法原意去理解、研判、执行法律和政策规定,明确监督者、执行者和矫正者的职责。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不能代办甚至包办社区矫正日常工作,要妥善处理好检察监督权与社区矫正决定权、执行权之间的关系,避免在工作中扮演司法行政人员的角色。除了上级要求的一年两次的集中检察,还要增强政治敏感性,进行不定期检察,对社区矫正活动中可能存在的严重违法、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群体性上访等重大事件随时进行检察监督。

  (二)立法层面上,在社区矫正法中明确监督地位。

  1、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律。从目前有关社区矫正的立法情况来看,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仅有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假释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258条对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和假释的罪犯,由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对检察监督的规定仅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除上述规定外,再无明确的法律明文规定,致使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不少困境。

  1994年《监狱法》出台后,为检察院派驻监狱检察室进行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推动了监所检察工作的长足发展。实践证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顺利实施,必须依托于社区矫正法律的完善。除了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对社区矫正有只言片语的规定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主要是依据规范性文件《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它虽然规定了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违反规定的处理方法等,但毕竟不是法律,而且在如何遵守、如何操作、如何实施、如何开展工作、如何进行检察监督等一系列问题并无明确具体规定,建议尽快制订社区矫正法律,为社区矫正工作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完善配套法规。在制订社区矫正法律时,除了要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相协调、相配套、相衔接外,还要与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相配套,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四)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建议修改为“(四)被依法执行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或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

  3、完善配套工作机制。对有些操作性上的问题,不便在社区矫正法律中规定的,可在相关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上加以配套,如对下落不明的社区矫正人员的追逃问题,建议在公安机关的内部流程上把下落不明的社区矫正人员,规定为可凭法院或监狱的收监执行通知书作为上网追逃的实质要件,解决对不服从管理规定而被撤销缓刑、管制、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的打击问题。

  (三)监督手段上,必须在立法上、相关配套法规和工作机制上增强监督的刚性。

  一方面,在制订社区矫正法律时,明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方法、监督职权等。二是明确相应的调查知情权。设立被监督机关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执法情况的义务,对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明确随时介入制度。规定检察机关可随时介入社区矫正活动,有权要求被监督机关提供有关材料,就被监督事项作出说明。四是明确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的执行力。规定被建议或纠正单位不依法整改、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并反馈整改情况的,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必要的处罚,避免监督流于形式。五是明确对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抗诉权。

  另一方面,制定配套的工作机制。一是加强内部联动。整合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职能,形成检察机关重点对社区矫正的“进、管、出”三关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和社区矫正对象脱漏管及违法犯罪现象发生。二是畅通检察机关之间的联系。裁决地检察机关要主动向执行地检察机关通报社区矫正罪犯的信息;执行地检察机关发现社区矫正罪犯脱漏管等需要外地主管机关作出收监执行决定的,应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裁决地检察机关,由其监督当地主管机关作出收监决定,防止跨区域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发生。[]三是借用他国经验。可借用法国通过与相关国家机构、企业和社团组织合作的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刑罚执行及其监督;借鉴法国用电子脚环管控社区矫正罪犯,提升管控水平和效力。

  (四)在保障机制上,夯实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基层基础。

  在目前全国尚未正式要求设置统一的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的情况下,要从国家层面加强调研,等时机成熟时设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专门监督机构,在目前则要充实监所检察部门力量,明确社区矫正检察职能。配齐配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人员,确定专人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组织开展社区矫正法律和基础理论学习,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队伍,提高监督水平。通过建立社区矫正监督不作为问责制、监督过错问责制和监督绩效考评机制等手段,调动检察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与积极性,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    (作者:陈坚)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发[2009]12号令,2003710

  

[] 范艳利:《从新刑事诉讼法谈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监所检察工作指导》20131

  

[] 马玉霞:《关于银川市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监所检察工作指导》2013年第3辑。

  

[] 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检察日报》2014318

  

[] 王比学:《我国社区矫正再犯罪率0.2%》,《人民日报》2014115

  

[] 上海政法学院社区矫正研究中心:《20022010我国社区矫正研究综述》,刘强主编:《社区矫正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 中国法学会:《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3)》,《法制日报》,2014618

  

[] 范艳利:《从新刑事诉讼法谈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监所检察工作指导》2013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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